滇缅公路最险的一段。
今年5月3日，南洋华侨李亚留老人在马来西亚沙捞越的家中溘然长逝。这位享年100岁的世纪老人，是海外最后一位曾经回国参加抗战的南侨机工。
1939年，抗战进入最黑暗的时刻，中国所有的国际通道几乎都被日军封锁，只有僻处大西南的滇缅公路仍然畅通，几乎所有的援华物资和军火都依赖这条“抗战生命线”输送。然而，面对繁重的运输任务，中国却缺乏足够的司机和汽修人员。
此时，3200多名东南亚各国华人子弟响应爱国侨领陈嘉庚的号召，毅然抛却南洋舒适的生活环境，辞别亲人，踏上回国抗战之路。他们组成的“南洋华侨机工回国服务团”，弥补了滇缅交通大动脉上司机和汽修人员的紧缺。
他们被称为“南侨机工”，他们为中华民族付出的血与泪，值得每一个中华儿女铭记。
抗战生命线
1938年秋，南洋著名侨领陈嘉庚收到昆明西南运输处主任宋子良的来电。宋子良希望陈嘉庚在南洋招募华侨机工回国效力，参与到抢运战略物资的队伍中来。
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在大战之初，日军曾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然而仅仅在上海淞沪战场，他们就苦苦打了三个月。此后的一年，经过徐州会战、台儿庄会战，日军虽然屡屡得手，但是中国军民抗战到底的决心是他们始料未及的。
就在日本陆军肆虐中国大地的同时，日本海军也蠢蠢欲动。1938年9月5日，也就是武汉会战期间，日本军部发表“遮断航行”的宣言，日本海军宣布要封锁中国全部海岸线。
对南侨机工这段历史有深入研究的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夏玉清告诉记者，早在全面侵华开始之前，日军就已经制订了利用海上优势封锁中国、断绝中国与外部联络的战略构想。
这一点，国民政府也心知肚明。1936年，国民政府在筹备抗战报告中写道：“日本必以海军封锁中国海岸，使武器与各种需品不得输入，以断中国之外援，及中国海军，现有名无实，参照情况判断即可知矣……至封锁中国海岸，仅用其防御部队（即其第三舰队）之一部，即可达其目的”。
这话虽然说得有些丧气，但也是事实。1937年，日本海军吨位在76万吨以上。双方若想在海上一较高下，中国海军的实力至少须是日军的七成，可当时中国海军共有舰艇53艘，吨位仅为6万吨。
在日本军部发出“封锁全部海岸线”的宣言之前，中国沿海港口已经损失大半。1938年1月起，青岛、崇明岛、厦门、连云港相继失守。武汉会战期间，为了切断中国的香港—广州—武汉这条补给线，日军将矛头对准了广州。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4个月后，海口失守。至此，中国东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全都落入了日军的控制中，中国最重要的军事武器运输补给线完全中断。
东南沿海补给线被切断，对中国战局十分不利。当时，抗日已经进入相持阶段。若想坚持抗战，除了要依靠中国军人英勇作战，及时补充物资和武器至为重要。
广州沦陷前，经粤汉铁路运送的部队达200万人，军用品54万多吨。日军占领广州后，这条交通线完全断绝，开辟陆路国际运输通道是唯一出路。
国民政府的陆上运输通道原本有3条。西北方向，经兰州至新疆迪化进入苏联；西南方向，经广西南宁到越南，或经云南昆明到缅甸腊戍，再到缅甸仰光。
西北线由于路途太远，始终没有发挥太大作用。英美等国全部依靠西南运输线向中国输送战略物资。为此，国民党当局特意成立了西南运输处。
摆在西南运输处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缺车和缺少会开车的人。据统计，1936年中国货车数量最多的广州，仅有800多辆，其他省份更是少得可怜。车少，会开车的司机更少。即便是马上着手培训，要想在路况极差的滇缅公路上熟练驾驶大货车，没有半年也出不了师。
1938年底，滞留在中缅边境遮放、芒市等地的货物已逾6000吨。为了解决缺乏司机和汽修人员的问题，西南运输处找到了陈嘉庚。
陈嘉庚是福建同安集美人，1890年下南洋闯世界。到1925年，他已经成为华侨中当之无愧的“橡胶大王”，业务辐射五大洲，资产达1200万元新币。陈嘉庚不但富有经营头脑，而且极热心慈善事业，著名的厦门大学就是他一手创办起来的。
夏玉清告诉记者，南洋华侨原本帮派林立，彼此之间也有矛盾，只有陈嘉庚称得上是南洋800万侨胞唯一公认的领袖。陈嘉庚收到宋子良的求助电报后，立即行动起来。
1938年10月10日，来自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印尼等地的168名华侨代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被推举为南侨总会主席。
南侨总会的主要工作便是招募南洋各地汽车司机和汽车修理工，回国参加抢运作战物资的工作。
南侨机工驾驶大货车行驶在滇缅公路上。
“华侨统统有”
1939年2月，南洋各大报纸刊登了南侨总会招募华侨机工的《通告》。从《通告》内容看，招募条件还是很严格的。首先，要求机工熟悉驾驶技术，并持有当地政府发的驾驶执照。第二，招募机工要求是20至40岁之间的年轻人，并要通晓中国语言文字，无不良嗜好。第三，凡应征者，必须有当地人或者商店介绍，“知其确有爱国志愿方可”。
夏玉清告诉记者，当时南洋情况非常复杂，日本人和汪精卫的人都在拉拢华侨，因此政治上可靠非常重要。
《通告》发出后在南洋华侨中掀起了一股回国抗日、报效祖国的热潮。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蔡汉良经人介绍找到在华侨大学教书的林少川。当蔡汉良表示自己是应陈嘉庚号召回国抗战的南侨机工中的一员时，林少川有些吃惊。林少川告诉记者，他虽然教的是“华侨史”课，但是从未接触过南侨机工，对这段历史也所知甚少。
蔡汉良成为林少川接触的第一名南侨机工。后来，在陈嘉庚侄子陈共存先生的支持下，林少川跑遍了西南几省，访问了许多南侨机工，留下了一批珍贵的口述历史资料。
1939年8月，泰国华侨蔡汉良看到招募机工的《通告》，觉得自己既会驾驶，又会修车，而且内心充满了报国热情，符合《通告》中的一切条件。为了怕家人反对，蔡汉良赶到几百里外的董里什呈筹赈会报名。没想到，他中途撞见叔父的好朋友王联辉。为了挽留蔡汉良，王联辉甚至要将自己的女儿许配给他，并要将自己名下的16辆车送给蔡汉良，让他开一间客运公司，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蔡汉良报名回国的决心。他谢绝了王联辉的好意，毅然踏上回国之路。
刚刚结婚不久的刘瑞齐报名后，与同伴们一起剃了个光头。当妻子看到他的大光头时敏感地问：“莫非你也想回国？”为了第二天能够顺利启程，刘瑞齐向妻子撒了谎，说剃光头只是为了方便敷药。当天夜里，刘瑞齐给妻子留下一封书信，悄悄上路。谁知道，这一别竟成永诀，他离开不久，妻子便忧郁成疾，撒手人寰了。
林少川说，在南侨机工群体中，像蔡汉良、刘瑞齐这样，瞒着家人不辞而别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令人惊讶的是，还有四名女性女扮男装参加到南侨机工的队伍中。其中一名叫白雪娇的女教师，在辞别父母的信中写道：
走之前，我是难过极了，在每分钟内，我的心里起着数次矛盾冲突。家是我所恋的，双亲弟妹是我所爱的，但是破碎的祖国，更是我所怀念热爱的。所以虽然几次的犹豫、踌躇，到底我还是怀着悲伤的情绪，含着心酸的眼泪踏上征途了……虽然在救国建国的大事业中，我的力量简直够不上沧海一粟，可是集天下的水滴而汇成大洋。我希望我能在救亡的汪洋中，竭我一滴之微力。
后来，这封家书被刊登在马来亚《光华日报》上，鼓舞了许多爱国华侨。
1939年2月18日下午3点，第一批南侨机工服务团80人从新加坡乘船出发，返回祖国。临行那天，新加坡码头上人山人海，街道上横幅招展。送行的人们将帽子掷向空中，场面热闹非凡。由于送行的人太多，码头上的木桥都被挤塌了。
据统计，1939年2月至10月间，共有3192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到祖国，奔赴抗战前线。
当时，在南侨机工中流行着一句口号“华侨统统有”，意思是为了抵御日寇侵略，华侨都走到一起来。后来，只要一说起这句口号，他们就知道彼此是南侨机工。
不愉快的初遇
满怀报国热情的南侨机工回到祖国后，并没有立即投入到军事运输的工作中，而是被送入西南运输处运输人员训练所受训。
训练所设在昆华师范学校内，场地狭窄，条件简陋，没有专门的食堂，也没有专门的教室。几千名机工挤在一处，不得不自办伙食。机工们脱去西服，换上军装；剪掉油光可鉴的分头，每人剃了一个大光头，与刚抵达昆明时判若两人。
训练所教育长张炎元这样描述机工们的生活：“早粥时间，没有旁的菜，只有腌菜，白萝卜之类，大家胃口都不坏，起码三大碗稀饭到肚。吃快些的，有吃上五六碗的，菜吃完了，只好啜白粥。”
训练科目分军事、政治和技术。南侨机工虽然都是驾驶技术精湛的专业人士，但是云南多为山地，刚刚修通的滇缅公路路况奇差，与南洋的环境天差地别，进行一些山地行车训练是非常有必要的。
不过，对于军事训练南侨机工们就不那么认同了。到了训练所后，机工们穿上统一的军装，吃饭时一声哨响就得举筷猛吃，几分钟后哨子再次响起，没吃完的也得把筷子放下。见到长官要让道、立正、举手、注目、礼毕。每天早上出操一个小时，立正、稍息、跑步、敬礼、卧倒……完全像训练新兵一样。
许多南侨机工自幼生长在南洋，不少人家境优渥，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甫一进入训练所，这种军事化管理的模式让他们很难适应。
其实不只是机工们不太理解，就连陈嘉庚本人也对这套军事化管理颇有微词。1940年秋，他回国考察期间，一次，一位曾在新加坡做医生的机工见到陈嘉庚等人立刻举手立正行礼。过了一会儿，见到别人到来，他又郑重其事地举手立正行礼。
当时，陈嘉庚便感到十分不自在：“此种繁文缛节，为在洋及回国后未曾见。延安无阶级固勿论，便是重庆及各省县亦未见过。岂西南运输处在昆明所特有者乎？”
在西南运输处筹建训练所之初，对于要不要搞军训也有过争论。西南运输处秘书冯君锐认为，司机不是兵，培训应该主要集中在山地开车方面，没必要搞列队、集合、行进之类的军事训练。冯君锐回忆，开会的时候大家都表示同意，但是事后副总队长薛文蔚还是像训练新兵一样训练机工们。
这样一来，初来乍到的机工表现出严重的水土不服，一方面不适应训练所的训练模式，另一方面与昆明当地军民也多有摩擦。
闹得最凶的一次是1939年四五月份，由于语言不通和买卖纠纷，机工们在云南有名的云津市场跟商贩和军警大打出手，机工们甚至抢了军警的枪械。训练所对此非常头疼，于是决定让机工们改为每周一放假，减少市面拥挤，避免纠纷。
马来西亚最后一位南侨机工李亚留刚刚去世。
滇缅路
经过两个月不太和谐的训练，南侨机工终于要上路了，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条无比艰险的道路——滇缅公路。
滇缅公路东起云南昆明，西经畹町，直通缅甸境内的腊戌公路线，全长1146公里。
七七事变之前，云南省主席龙云就曾预言，一旦中日之战全面爆发，日军必然会断绝我国东南港口。那时候联通外部、输送物资的唯一出口只有滇缅一线，因此应该赶紧着手修建滇缅公路。
1937年11月，战火已烧到华东，国民政府连忙委托云南省政府修筑滇缅公路。滇缅公路穿越横断山脉、怒山、高黎贡山三座大山，跨过怒江、澜沧江、漾濞江三条大河，山高水急，坡陡路弯，修建难度之大前所未有。
在机械化程度极低的80年前，云南彝、白、傣、苗、汉等十个民族的15万民工，愣是肩挑手扛，用最原始的方式在短短8个月时间，将滇缅公路修建完成。当年英国《泰晤士报》连续三天报道了滇缅公路修通的情况，并称：“只有中国人才能在这样短的时间内做到。”
滇缅公路虽然通车了，但非常简陋，路面基本上是用碎石铺就，经常塌方。
后来，滇缅公路管理局局长谭伯英在《血路》一书中写道：
惠通桥两岸崇山峻岭，盘旋曲折，令人望而生畏，狭窄难行，道路弯多陡峭，雨季时路滑难行，随时有翻车的危险。路基松软，有些路段狭窄，特别是雨季道路难行，“一雨便成冬”。滇缅路频繁塌方，给汽车行驶运输带来巨大的困难。
谭伯英甚至直言不讳地说，滇缅公路根本算不上是一条公路，充其量只能算马路，而事实上连骡马也不愿意走。
南侨机工被分为17个大队，他们驾驶着3000多辆大卡车，日夜兼程地行驶在这条连骡马也不愿意走的路上。车队装上货物从缅甸腊戍出发，开往终点云南昆明，全程一般要走6天以上。司机们白天开车，晚上在驾驶室里睡觉。由于他们大多开的是道奇汽车，所以许多机工幽默地称之为“道奇旅馆”。
在滇缅公路上行驶困难重重。
上世纪80年代，南侨机工李荣竹向林少川回忆，滇缅公路上崇山峻岭，迂回重叠。车队盘旋上山，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深谷大川。沿途坡陡弯急，惊心动魄，车毁人亡的惨剧随时都会发生。为了避免翻车，机工们想了许多办法。如果上下陡坡又遇到急转弯的窄路，他们就在急转弯的地方铺一块木板，前轮开过之后，后面靠外的轮子正好可以从木板上轧过，这样就可以避免后轮悬空而翻入山谷了。
即便想尽办法，滇缅公路上的翻车事故还是层出不穷。据夏玉清统计，仅1939年4月至11月间，因车辆故障、山路崎岖、雨天路滑发生的翻车事故就达24起。华侨机工殉职情况表上，事故原因一栏经常会出现“覆车”两字。
1940年夏，南侨机工林树容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将一位牺牲机工的遗体运回队部，此人正是与林树容同一批回国服务的新加坡机工吴世光。
傍晚时分，他来到吴世光翻车的事故现场。吴世光的遗体已经被人从山谷中吊上来停在路旁。只有21岁的林树容，在南洋从没接触过死人，现在让他独自一个人去运尸体，他心里未免有点胆怯。可是，当他看到吴世光的遗体，想起平时的情谊，一下子忘记了害怕。他用毛毯把吴世光的遗体包裹好，抬上卡车。偏巧路上车子又抛锚了。三更半夜，林树容一个人被困在车中，一边是悬崖绝壁，一边是万丈深渊，他害怕极了。他暗自祷告战友的英灵为自己壮胆。
上世纪80年代，独自寻访健在南侨机工的林少川，经常要一个人穿梭于西南边陲小城。每当他害怕时，他都会想到林树容一个人向战友英灵祷告的场景。他对记者说：“这样一想真的可以壮胆哦。”
在滇缅路上，南侨机工不仅要面对车祸的危险，还要面对另一个无形杀手——疟疾。云南山区自古就流行着一句俗语：“要过瘴疟坝，先把老婆嫁”。在当时缺医少药的情况下，如果得了疟疾几乎可以说是九死一生。
机工许志光曾这样回忆，他被“疟疾蚊”咬叮患上“打摆子”，发冷时即便盖上重被、裹着毛毯也无济于事。幸亏机工战友献出印尼筹赈会送来的“金鸡纳霜”，才转危为安。
据统计，仅1940年在腊戍医院就医的南侨机工就达百人以上。南侨总会特派员刘牡丹在报告中写道：“机工、司机，患恶性疟疾者比比皆是，在是处服务之华侨机工皆现面色清瘦，鸠形鹄脸，体格健康损失过半。”
有人说，1939年至1942年，南侨机工共抢运了50万吨军需物资。研究过相关档案的夏玉清告诉记者，档案中并没有确切记录过南侨机工抢运物资的数量，也许比这个数字还要大。
1940年，日本在研究中国军力变化的数据后发现，经过几年的战争，中国军力反而比1938年增强了，其中步枪增加到150万支，轻机枪6万多挺，其他火炮2650门。这显然与滇缅路上日夜奔驰的南侨机工密不可分。
1940年日军占领越南后，成立了“滇缅公路切断委员会”。从1940年10月起，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400多架次，对滇缅公路狂轰滥炸。南侨机工们处在了战火的最前沿。
白天遇到敌机轰炸，机工们利用地形将货车隐藏起来，夜里再关着灯摸黑行驶。
1941年1月，日军轰炸机炸断了滇缅公路上重要的交通要冲——功果桥。为此，东京电台得意地宣称：“滇缅公路已断，三个月内无通车希望。”
当时，运载物资从保山返回下关的王亚六刚好目睹了。功果桥的铁索桥和吊板被炸成两截，桥两边好几百辆车子无法通行，堵得水泄不通。为了尽快抢通功果桥，机工们纷纷出谋划策。他们根据浮力原理，将几百只空汽油桶用铁链连起来，然后铺上木板。经过10个小时的奋战，一座长达300米的临时浮桥做成。功果桥被炸断10个小时后，堵在桥两岸的大货车通过浮桥安然驶过。
陈嘉庚回国调研
1939年3月，擅长驾驶的新加坡华侨银行职员吴再春辞别父母妻子，跟随第三批南侨机工队回国效力。没想到，仅仅4个月后，吴再春竟然被冻死在自己的驾驶室里。
据侨务委员会和西南运输处等部门为吴再春竖立的纪念碑碑文记载，1939年7月16日，吴再春行驶到龙陵附近，汽车抛锚。这时天降大雨，气温骤降。吴再春怕车上物资丢失，寸步不离自己的汽车。直到战友路过才发现，衣着单薄的吴再春已经牺牲了。
南侨机工回国不到3个月，就发生这种恶性事件，简直骇人听闻。其实，自从第一批机工回国，“机工苦寒”就一直是南洋社会关注的问题。
在招募协定中明确规定，南洋总会负责机工的招募和路费，而西南运输处则要负责机工的“衣食住医”等。陈嘉庚在招募公告中特意提到：“南洋地居热带，衣服简单，庚以政府既有充分供给，遂亦未为机工置办棉衣”。
可是，当机工们到昆明训练所时却发现，西南运输处根本没为他们准备棉衣。1939年3月15日，槟城机工致函槟城筹赈分会，请求侨胞为他们捐赠可以御寒的棉衣和军毯，并颇可怜地表明：“物虽稍残破即可，只求有衣可以御寒。”
此后，南洋各地筹赈会纷纷接到机工们的求助信。很快，机工缺少棉衣挨冻受寒的消息就传到陈嘉庚耳中。4月底，他致函西南运输处，希望尽快解决昆明数千机工受冻的问题。
运输人员训练所所长张炎元矢口否认。他回信说，机工们在昆明得到政府的厚待，政府“能办到无不勉励”，倒是机工中“为非不逞之徒，故意淆乱分子，张大其词”。
对于张炎元的回信，陈嘉庚起初深信不疑。他认为，“机工程度不同，不可尽信”。当时，机工招募还在进行中，为了不影响招募工作，他将这件事压了下来。
直到发生吴再春被冻死的恶性事件，陈嘉庚才感到事态严重。8月，他派刘牡丹偕同两位《南洋日报》的记者到国内考察机工真实的生存状况。
刘牡丹一行人从缅甸仰光出发，沿着滇缅公路一路向昆明进发。南侨机工们恶劣的生活条件时刻震撼着他们。
一个月后，刘牡丹在给陈嘉庚的报告中写道：“（南洋机工）大半受寒冻，疾病且有死者，医院缺乏，缺乏宿舍，秽恶无人清理，卡车晚间不如宿民家，车坏无修具随车，荒山僻野，困守数日觅修无门。”
陈嘉庚看到刘牡丹的报告后心急如焚，立刻动员南洋华侨社会为机工们购买药品、胶鞋、棉衣和蚊帐。但是几个月后当他亲自到滇缅线考察时，发现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没送到机工手中。
1940年3月，陈嘉庚决定亲自去国内慰劳南侨机工。陪同他一起回国慰劳的庄明理回忆，在滇缅公路上，每次遇到道路转弯太急，路面太狭窄，或是凹凸不平之处，陈嘉庚都会下车查看，并一一记录下来。他还跟两位随行的工程师商议，全路应设七八个中途休息站，并在各休息站建立宿舍、食堂、停车场和修理站。
一行人经过一个小镇，听说一位机工被运输处关在“黑房”中已有3日。陈嘉庚亲自去探望，只见这位机工只穿了一件单衣，禁闭室内没有被褥，他只能睡在地板上。
陪同陈嘉庚一同考察的庄明理回忆，见此情景，陈嘉庚不禁落泪，立即拿出五十元给这名机工买衣服。陈嘉庚感慨地说：“我号召人家回国服务，想不到有此令人痛心的事。”
多年以后，蔡汉良告诉林少川，他曾被保山第二大队推选为代表当面向陈嘉庚汇报情况。蔡汉良告诉陈嘉庚，南侨总会向每个华侨机工赠送的蚊帐、毛毯、工作服等9件物品，被国民党贪官污吏克扣了，最后送到机工手上的只有两三件小东西，有的机工甚至一件东西也没领到。
到重庆后，陈嘉庚对国民党的腐败有了更直观的认识。为了巴结他这位“大金主”，国民党当局专门拨了8万元，用作欢迎经费。面对大大小小的宴会，陈嘉庚阵阵心寒，没想到海外华侨捐出的血汗钱都被国民党后方的贪官污吏“吃”掉了。他当即在重庆各大报纸上刊登启事：
闻政府筹备巨费招待慰劳团，余实深感谢。然慰劳团一切用费已充分带来，不欲消耗政府或民众招待之费……在此抗战中艰难困苦时期，尤当极力节省无谓应酬，免致多延日子，阻碍工作。希望政府及社会原谅!
当蒋介石得知陈嘉庚离开重庆后还要去延安访问，颇不满意。他向陈嘉庚大骂共产党，并暗示他不要去延安。陈嘉庚不卑不亢地说：“我的职责是代表华侨回国慰劳考察，凡是交通没有阻碍的重要地方，我不得不亲自去看看，以尽我的责任，回海外也好据实向华侨报告。”
蒋介石见陈嘉庚坚持要去延安，不便强行阻拦得罪这个“大财主”，只好阴阳怪气地说：“要去也可以，但切不可受共产党的欺骗。”
然而在延安的每一天都深深触动着陈嘉庚，他见识到了一个朝气蓬勃、上下同心的社会。后来陈嘉庚与国民党政权渐行渐远，正是始于这次考察中的所见所闻。
遣散机工
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美国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此后的半年，国际战局急转直下。1941年12月25日，日军占领香港；1942年1月30日，日军占领马来亚全境；2月15日新加坡守军投降；3月9日，日军占领印尼群岛；4月下旬日军占领滇缅公路的起点缅北重镇腊戍，5月3日日军侵入云南境内的畹町；5月5日日军向滇缅公路的咽喉惠通桥袭来。
为了阻止日军前进的脚步，中国军队唯一的方法只有炸掉惠通桥，切断滇缅公路。随车队从畹町撤往昆明的郑天赐和同伴见证了这惨烈的一幕。
5月5日上午，郑天赐一行从腊勐盘旋下山，临近惠通桥时，要炸桥阻敌的消息已经传开了。大家争相超车，有时几辆车挤在一起，进退两难。惠通桥上人拥车挤，走走停停。
9点钟，听说日军攻占了腊勐，要过桥的人流和车辆更是疯狂地往前挤。此时，一辆大车被日军炮弹击中，在路中间燃烧起来，通往惠通桥的公路更加拥堵了。郑天赐的车子在惠通桥以西几百米的地方停下，寸步难行。他看到桥头有两名中国士兵正一边往桥板上摆炸弹，一边调试手摇发电机接线，准备随时引爆。一名守桥士兵手持小旗，催促过桥的人们赶紧往桥对岸跑。
就在难民们疯狂地往桥上狂奔时，混在人流和车流中的日军便衣向人群中开枪。终于到了生死时刻，虽然中国军队想让尽量多的难民通过惠通桥，但是面对汹汹而来的日军，他们只得选择炸桥。
“轰隆”一声巨响，整座惠通桥坠入江中，桥上的汽车、难民全都掉入滚滚奔流的怒江之中。那一天，有多少人葬身怒江没人知道。
尚未来得及上桥的郑天赐和同伴亲眼目睹了这幕惨剧，他们顾不上悲痛，连忙离开驾驶室躲进了山林。
天黑以后，郑天赐和同伴趁夜色溜到自己的卡车旁边。他们撬下汽车轮胎，三人合抱着一只“救生圈”跳入怒江。怒江水流湍急，冰冷刺骨，水下还有无数激流漩涡。三个机工冻得浑身发抖，在江中漂了近一个小时才上岸。
像郑天赐这样逃出虎口的毕竟是少数，更多没来得及过桥的南侨机工与无数中缅难民一起惨死在日军的屠刀下。
然而，从惠通桥生死线上逃回昆明的南侨机工，并没有得到国民党当局的优待。经过几年炮火的洗礼，3000多名南侨机工中，牺牲和失踪者超过千人，被分配到黔、贵、川等地继续工作的二三百人，被盟军招募到印度抢运援华物资的二百多人，其他人大部分滞留在昆明。此时，国民党交通运输局竟然要遣散南侨机工。
南侨机工在云南举目无亲，又无法返回故乡，一时间面临流离失所的境遇。在南侨总会的抗争下，交通运输局在昆明石堂山为机工们开设了一个“汽车驾驶人员整训所”。
整训所里的日子分外难熬。机工们每天早上跑步，下午出操，不发工资，也不发零用钱。吃的是不见油水的“老妈妈汤”，住的是茅屋陋室。许多机工忍受不了这种苛刻的待遇，陆续离开，自谋生路。有的漂泊到滇西一带做小买卖，有的当杂役小工，还有一些人沦为乞丐沿街乞讨。
1942年12月15日的《新华日报》写道：
直到现在漂泊在云南等省的华侨机工，也还有不少，他们始而倾囊以食，继而典卖衣物，以求一饱。现在已是手持侨胞登记证沿门乞食了！他们在不愿为而不得不为乞食时，感受了最深切的痛苦……大家听到归国侨胞的这种凄惨悲愤的景象，除了同情，除了呼吁解决，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南侨机工们的悲惨处境引起了南洋华侨社会的关注。1943年12月，南洋侨领侯西反发起了“云南华侨互助会”。互助会成立后，753名失业机工和眷属衣食有了着落，被现实打击得冰冷的心，终于又得到些许温暖。
复员
1945年8月10日深夜，日本政府发出《请降照会》的电讯传到昆明。昆明各大报纸连夜用特大字号印发“号外”，在街头免费散发。昆明城沸腾了。市民们争相传阅，奔走相告，胜利的消息瞬间传遍全城。街头巷尾，响起了庆祝胜利的鞭炮。据《大公报》报道，8月10日至8月16日昆明的棉纱、黄金、外币价格下跌50%，各大商家也都搞起了胜利大减价活动。
奋战在抗战第一线的南侨机工们喜上眉梢，他们终于可以回到阔别6年的南洋，与父母妻子团聚了。然而，机工们很快发现，现实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有鉴于国民政府曾经有过“遣散机工”的恶政，抗战刚一胜利，南侨总会常驻滇缅公路代表庄明理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八项要求”，其中包括办理南侨机工总登记，发放奖金，发放服务证明书，与英国政府研究机工南返手续等。
国民政府侨务部门、交通部、救济善后总署等部门研究后，一致认为南侨总会提的要求极为合理，然而直到1945年底，他们也没拿出具体实施方案。盼望与家人团聚的南侨机工心急如焚。
事实上，国民政府根本没心思管机工复员的事。此时，他们已经单方面撕毁了《双十协定》，正忙着调兵遣将准备“围剿”共产党。
1946年1月，南侨机工的登记工作总算开始了。据统计，共有1100名南侨机工登记，其中90%来自马来亚（包括新加坡）。
云南师范大学副教授夏玉清告诉记者，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也是阻碍南侨机工返回故乡的一个因素。战后，英法等国企图在东南亚重建战前的殖民体系。因此，东南亚各国都对移民入境加以限制，其中马来亚的入境政策最为苛刻。英属马来亚不仅限制南侨机工的入境名额，而且规定南侨机工必须要提供居留证明、居住经历和居住时间等。
经过南侨总会和华侨互助会的努力，1946年秋，拖延了一年多的机工复员问题，终于见到了曙光。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发出通告，根据机工登记名册，行政院核准发给每位机工200美元奖金和一张奖状。
上世纪80年代，蔡汉良仍然珍藏着这张奖状。奖状上写着：
华侨机工蔡汉良，热心爱国，敌忾同仇，抗战军兴，应募服务，前后七载，备至勤劳，应予嘉奖，此状。
这不但是他身份的证明，也是祖国对他抛家舍业、投身抗战的认可。
1946年10月28日，第一批421名机工终于登上了从昆明西站开往广州的列车。昆明的老百姓对南侨机工抱有深深的谢意，各界人士在昆明西站举行了盛大的欢送大会。前来送行的人们挤满了车站，大会向每一位荣归的南侨机工赠送了一枚“南侨机工复员纪念章”。
荣归的机工们从广州转道香港，再前往南洋各地。11月24日，悬挂“中华民族之光”“国之干城”“胜利荣归”等横幅和彩旗的丰庆轮缓缓驶出香港码头。
当年，3000多名南侨机工分9批回到祖国，加入到抗日战争的洪流当中。而今，返回南洋的只有三分之一。除了1000多名机工牺牲外，还有1000多人因为各种原因留在了祖国。
第三批复员的蔡汉良本打算返回南洋，刚到香港就接到了母亲病危的急电，于是从香港转道厦门回到了福建南安老家，并从此定居国内。
已经娶妻生子的翁家贵，本已经买好船票，打算带着妻儿回马来亚。可是临走前一天，他的妻子罗春芳却说：“我父母、弟弟都在云南，我不走了，你一个人走吧。”翁家贵只好退掉船票，跟妻子回了云南保山老家。
滇缅公路断绝后，被盟军招募到印度运送援华物资的黄铁魂，战后当了海员。他走过世界许多地方，漂泊许久后才回到马来亚和丰……
几乎所有南侨机工的人生都被回国抗战的经历改变了。因为当初的选择，他们有的与父母、妻子从此永诀；有的放弃遗产一生潦倒；有的背负政治污名，在“文革”中饱受摧残，但是没有一个南侨机工表示后悔。
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他们与祖国站在一起。如今在世的南侨机工只剩生活在云南的罗开湖老人一人，但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名字——南侨机工。(作者：梅兴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