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化铜鼓岭红军烈士纪念碑。(贵州日报记者 蒲学光 摄)

　　第四回： 红军“祭出”统战法宝 “南天王”让道粤北

　　宁粤嫌隙

　　广东，红军撤离赣南后需要穿过的第一个省份，其时统治广东的是素有“南天王”之称的陈济棠，历史上坚决反共，曾于1927年9月28日亲率部属与南昌起义部队激战于广东汤坑白石，给起义军造成伤亡2000余人的重创。

　　作为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红军以快速过境为目的，最忌恋战不前，但面对陈济棠这么一个狂热的“反共分子”，红军如何才能实现快速过境广东的战略目的呢？

　　对此，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却不乏信心。

　　早在1928年10月5日，毛泽东在其所著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指出：“因为有了白色政权间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我们只须知道中国白色政权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不断的，红色政权的发生、存在并且日益发展，便是无疑的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宣告“东北易帜”，宣布东北即日起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将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国民政府终于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但却远非实质意义上的统一：此时国内依旧军阀林立，阎锡山、李宗仁部等大小军阀盘踞山西、广西等各个省份，他们虽然表面上服从于国民政府，实质上却独霸一方，国民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围仅限于江浙东南沿海区域。

　　在1931年的“宁粤对峙”中，陈济棠等粤方军事将领通电全国要求蒋介石必须接受严厉处分，并调重兵集中于粤北韶关作北上讨蒋姿态。1929-1936年主政广东期间，陈济棠与蒋介石“分权而治”，广东处于实际上的半独立状态。

　　军事“围剿”期间，蒋介石还对中央苏区实施严密经济封锁政策，期间苏区的土特产品无法出口，盐、布匹等紧缺物资又无法进口，给中央苏区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可是，陈济棠治下的广东地方政权却出于实际经济利益考虑与中央苏区达成钨砂交易秘密协定，大批量收购苏区钨砂后再转手出口，1932-1934年间仅钨砂贸易一项就为苏区创造了620万元的财富，有效地打破了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的经济封锁，为维持苏区政权运转及红军队伍的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

　　面对诸多“各自为政”的地方军阀，国民政府采用威逼利诱多种方式严加控制，无奈因其极力抵制而收效甚微。但长征却给了蒋介石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可以借“追剿”红军之名派遣中央军深入各地方军阀势力范围腹地。对此，陈济棠心知肚明，因此对中央军入境广东之忌惮远甚于红军长征经过粤境。

　　利用中央与地方间貌合神离的复杂关系，在立足根据地进行“反围剿”斗争中，红军就得以在各势力“夹缝”中求得生存并不断发展壮大。同样，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也有信心在长征途中利用该点实现自己的快速战略转移目的。

　　红军长征过境广东不可避免，如何能避免红军与粤军发生军事冲突快速通过，不给中央军入境追击的机会，便成了陈济棠其实最为关切的事情，这恰巧与红军快速过境广东的战略构想不谋而合。

　　秘密谈判

　　如前所述，红军与粤军在30年代初期就一直存有秘密接触；在1934年“八一”前夕，双方达成停战协议，并设立联络电台；1934年9月，朱德亲自致信陈济棠，提出“双方停止作战行动”“立即恢复双方贸易之自由”“即刻开始反蒋贼卖国及法西斯阴谋之政治运动”等建议。9月14日，博古向共产国际汇报了双方的接触情况，共产国际指示中共在谈判中应侧重提出代购军火、取消封锁及恢复贸易等要求，不应附加其他过高条件，以免“丧失利用广州人和南京人之间矛盾的机会”。

　　对于中共的积极表态，粤方予以热烈回应，随后双方决定互派代表人员在粤军控制的赣南寻乌罗塘镇进行谈判，商讨双方合作事宜。

　　谈判关系红军长征成败，事关重大，中共中央在物色谈判人选之际破费了一番踌躇，最终选派何长工、潘汉年二人前往。何长工主政粤赣军区半年有余，而粤赣军区毗邻粤军防区，何长工自然对粤方情况较为熟悉，粤方亦建议何长工担任红军谈判代表；潘汉年曾于1933年代表中共中央与驻守福建的十九路军代表就抗日反蒋问题进行过秘密谈判，相关经验丰富。

　　临行前，周恩来交给何长工一封由朱德亲笔写给陈济棠第八师师长黄质文的信：“黄师长大鉴：兹应贵总司令电约，特派潘健行（汉年）、何长工两君为代表前来寻乌与贵方代表幼敏、宗盛两先生协商一切。望予接洽为感！专此。顺致戎祺！朱德手启。10月5日。”

　　10月8日，乔装打扮为商人的何长工、潘汉年二人抵达谈判地点并将朱德亲笔信转交予黄质文，粤方将红军代表安排于一座二层小洋楼上，将己方代表安排于楼下，并派客家士兵在小楼外执行严密警戒，严防闲杂人等靠近。

　　翌日，在小洋楼二楼的一间小型会议室里，何长工、潘汉年与粤方代表杨幼敏、韩宗盛二人正式开始谈判，期间他们充分运用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大力宣传“中国人不要打中国人”“同胞不要互相残杀”“枪口应一致对外”等民族大义，经过三天三夜的紧张谈判终于达成5项协议——

　　1.就地停战，取消敌对局面；2.互通情报，用有线电通报；3.解除封锁；4.互相通商，必要时红军可在陈的防区设后方，建立医院；5.必要时可以互相借道，红军有行动事先告诉陈，陈部撤离40华里，让红军通过。红军只借道而行，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红军人员进入陈的防区用陈部护照。

　　其中，最为关键的协议即为第5项，它可以确保红军“借道”粤北，安全无恙通过粤军防区。

　　快速过境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主力红军8.6万余人跨过于都河，启动战略大转移。

　　长征伊始，红军高级指战员接到中革军委命令：“现我方正与广东谈判，让出我军西进道路，敌方已有某种允诺。故当粤军自愿的撤退时，我军应勿追击及俘其官兵。”

　　粤军北区绥靖主任、韶关战区司令李汉魂则如此训令下属：“粤军已同红军达成互不侵犯协议，让出红军西进道路。你们要加倍小心，认真执行协议。敌不向我射击，我不开枪；敌不向我袭击，我不出击，要作为战场纪律执行。”

　　10月21日，驻守江西安远、信丰间第一道封锁线的粤军对突围红军朝天放枪，边打边撤，让其顺利通过第一道封锁线。

　　1934年10月26日，红军进入粤北境内，按照“保证不入广东腹地”的协议，红军沿着粤赣、粤湘边界地区的崎岖山路行军，从南雄至大庾一路未与粤军发生大规模战斗。

　　行军至仁化铜鼓岭时，红军遭遇粤军独立警卫旅第三团彭智芳部，因该敌抢占铜鼓岭，处于居高临下的有利阻击态势，红军以牺牲100余名指战员的代价得以向西突围，至11月9日顺利突破设于仁化境内的第二道封锁线。

　　趁前方第三道封锁线的敌人兵力尚未调集完备之际，红军迅速攻占宜章、临武，并沿粤湘赣边界西进，终于突破了第三道封锁线。

　　不到一个月时间，红军迅速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这让蒋介石在极感震惊之余迁怒于堵截红军之粤军，并致电陈济棠严加斥责：此次按兵不动，任由共匪西窜。不予截击，贻我国民革命军以千秋万世之污点。着即集中27个团，位于蓝山、嘉禾、临武之间堵截，以赎前衍。否则，本委员长执法以绳。

　　面对蒋介石的雷霆震怒，陈济棠命令部属追击红军，却始终未能在粤境内赶上，红军已先期抵达湖南境内。

　　陈济棠部对红军的这种堵追方式，被蒋介石南昌行营第一厅副厅长晏道刚喻为：送客式的追击，敲梆式的防堵。

　　从10月26日入境至11月8日离境，红军过境广东只花了短短14天时间，期间还没有遭受重大伤亡。与此同时，陈济棠既实现了“礼送”红军出境的目的，又粉碎了中央军进击广东插手当地事务的可能。

　　红军借道，粤军让道，两个曾经严重对立的集团因某种共同的目的而走到了一起，并分别达成了各自的战略目的实现共赢——统一战线政策再次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四两拨千斤”的奇效。（记者 杜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