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江系贵州境内第一大河，红军四渡赤水过程中曾南渡乌江。南方日报记者 罗斌豪 摄

 

　　青杠坡战斗雕塑。该战斗拉开了四渡赤水的序幕。南方日报记者 罗斌豪 摄

　　第七回：赤水纵横甩追兵 苟坝决策集军权

　　遵义会议刚结束，毛泽东复执兵权便在土城战斗中遭受重挫，面对党内一些领导人的质疑，他不为所动，随后终于迎来了个人军事生涯的高峰——四渡赤水。在赤水东西两岸及川滇黔边境，他率领红军灵活穿插于敌人数十万大军之间，最终跳出重重包围圈。期间，尽管决策权威依旧遭受挑战，但通过苟坝会议，毛泽东得以进一步巩固起在军中的决策地位。

　　复出首战遭惜败

　　1935年1月，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后，向土城、赤水方向前进，拟从泸州和宜宾之间北渡长江，与川西北的红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随即调集数十万大军追击，阻止红军会师，并意欲在乌江以北、长江以南的川黔地区“围歼”红军。根据所获情报，中央军委获悉“咬得”最紧的是川军郭勋祺部，郭部只有两个旅四个团的兵力，遂决定在土城设下“口袋阵”歼灭这股追敌。

　　土城地处川黔渝交界，自古就是“皇木出山、川盐入黔”的重要码头，有“川黔锁喉”之称，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1月28日拂晓，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来到距离土城东北3公里外的青杠坡附近，指挥红三、红五军团与敌展开作战——此时距离遵义会议结束只有短短11天，系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

　　8月3日，记者一行在讲解员的带领下拾级而上，一座纪念碑逐渐映入眼帘，登上青杠坡制高点银盘顶后终于看到全貌：整座纪念碑笔直高耸，碑顶立有一枚金色党徽，碑身刻有“青杠坡红军烈士纪念碑”十个大字，碑座正面上书：“青杠坡战斗遗址”。据讲解员介绍，整座纪念碑全高19.35米，寓意1935年打响了青杠坡战斗，纪念碑下方埋有收集到的红军烈士遗骸2000余具，系贵州境内红军烈士墓中埋葬人数最多的一座，足见当年战斗之惨烈——

　　由于川军事先对红军作战意图有所察觉，抢先占领了一些制高点并构筑阵地，使得红军起初计划的伏击战变成了仰攻战，战争尚未爆发便陷入不利态势。28日拂晓，战斗爆发，红军情报部门开足马力连轴工作，终于破译出郭勋祺部电报密码，惊悉敌人参战兵力多达八个团，而且还有援军不断扑来，战斗逐渐陷入僵持状态，红军部分阵地甚至被敌军突破，一度逼近红军前线指挥所。

　　进攻——僵持——防守，这场战斗逐渐走向了红军战略设想的反面，如不能马上扭转这种不利态势，后果不堪设想。

　　危急关头，朱德、刘伯承亲自上前线指挥作战，陈赓、宋任穷率干部团发起反冲锋，红二师跑步回援，通过反复拼杀，我方阵地得以稳固，并逐渐逼近郭勋祺指挥部，由于川军装备精良，打仗彪悍，双方随后又陷入胶着态势。

　　28日中午时分，川军已增援至3个旅9个团，战事于红军愈发不利。据当时指挥作战的宋任穷事后回忆：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一部被击溃。但是敌军居高临下，我们只能仰攻。陈赓同志令特科营重机枪进行掩护，我团学员端着步枪向上冲锋。敌人打过来，我们打过去，有时同敌人进行肉搏战，打得十分激烈和艰苦。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干部团的同志们打得很勇猛、顽强，眼看攻到了郭勋祺的指挥部附近，但又被敌增援部队的炮火压了下来。我团又发动了几次进攻，均未奏效。一直打到黄昏，一军团一部来参战，但我阵地已经缩小，难以展开战斗。

　　原有作战目的难以实现，反倒有被敌人“吃掉”的危险，何去何从须当机立断。当红军两侧阵地得以完全巩固，敌人退缩平川地带后，28日下午，毛泽东、周恩来回到土城，召集朱德、张闻天、陈云、博古、王稼祥、刘伯承、叶剑英等人召开紧急会议。毛泽东果断提出，鉴于眼下的严峻军情，原定由赤水北上过长江的计划，已不可能实现了。为了打破敌人的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不应与川敌恋战，我军应甩掉包袱，改为轻装，迅速向川南转移，伺机再实行北渡长江的计划。

　　对于毛泽东这一提议，与会领导人表示赞成，并决定于次日晨从土城西渡赤水河，向古蔺、叙永方向前进。

　　21年后，在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谁说我没打过败仗？我打过四次败仗。”其中就包括在一渡赤水前爆发的土城战斗。

　　土城一役，红军自身伤亡3000多人，歼敌3000多人，伤亡人数与敌人基本持平，没有实现歼灭尾追之敌的战略设想。但是，土城战斗使得身为川军急先锋的郭勋祺模范师遭受重创，再不敢死死咬住红军不放，直到整个四渡赤水顺利完成，川军都未敢与红军正面交手，这就为中央红军提前排除了此后四渡赤水期间穿插川滇黔三省时来自北方川军的军事干扰——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土城战斗在战略上则是成功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

　　1960年5月，二战英国名将蒙哥马利访华，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作为曾经的一名军队统帅，蒙哥马利询问起也曾担当这一角色的毛泽东：

　　“阁下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

　　而毛泽东却微笑摇头道：

　　“‘四渡赤水’才是我一生的‘得意之笔’！”

　　1935年1月至5月，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共歼敌3万余人，俘敌3600余人，终于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围堵。

　　在土城镇四渡赤水纪念馆，记者一行得以一探四渡赤水“得意”之奥秘。

　　1935年1月29日，按照事先分工，毛泽东、朱德、刘伯承仍然留在土城前线指挥作战，周恩来负责在赤水河上架设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中央红军大部队分左中右三路，由元厚镇、土城镇西渡赤水河，在转移至贵州、四川、云南交界处的一个名叫“鸡鸣三省”的村庄时，博古将几副装有中央重要文件、记录、印章的挑子交给张闻天，张闻天自此开始正式替代博古担任党内“总负责”。

　　——此为一渡赤水。

　　一渡赤水至云南扎西地区后，敌军判定红军仍会北渡长江，遂在长江沿岸城市宜宾増兵布防，并调川军、滇军进逼扎西地区，此时敌军主力已被成功吸引至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红军折师东进，2月25日夜攻克娄山关，2月28日晨二占遵义，并击溃驰援遵义的敌军吴奇伟部。遵义地区作战5日，红军击溃歼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人，系长征以来取得的最大一次军事胜利。

　　——此为二渡赤水。

　　红军在遵义取得重大军事胜利后，蒋介石飞临前线亲自指挥作战，红军遂主动撤出遵义城，进攻鲁班场守敌，在成功迷惑敌人后，红军突然折兵向北，于3月15日占领仁怀，并于次日于茅台镇成功渡过赤水河，进入川南地区，作北渡长江姿态。

　　——此为三渡赤水。

　　出乎蒋介石意料，红军并未北渡长江，而是挥师东渡赤水河，南渡乌江，兵锋直逼贵阳。此时，蒋介石尚在贵阳指挥“剿共”，主力部队均在前线作战，防守力量极为薄弱，顿时阵脚大乱，急电滇军驰援贵阳“护驾”，却正中毛泽东“调出滇军”之计。就在滇军倾巢出动东援贵阳之际，红军却虚晃一枪绕过贵阳，向西火速进军云南，先头部队距离昆明只有15公里，而东援贵阳之滇军一时无法赶回云南拱卫昆明，滇系军阀只得就近调回布防金沙江沿岸之部队拱卫昆明。毛泽东乘机指挥红军主力北上直驰无兵防守的金沙江畔，于5月上旬依靠7条小船全部渡过金沙江后，将沿江渡船全部损毁以防追兵使用。3天后敌军追至金沙江畔，无船渡江，只得望“江”兴叹。至此，中央红军得以成功跳出敌人的重重包围圈。

　　——此为四渡赤水。

　　长征初期，前有强敌，后有追兵，中央红军处于战略被动态势；四渡赤水，尤其是三、四渡，毛泽东指挥中央红军，化被动为主动，巧妙穿插于敌军重重围困之中，频繁调动迷惑敌人，在运动战中创造战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最后成功摆脱了敌人的重重围困，充分展示出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的灵活作战思想，不可谓不为“得意之笔”。

　　苟坝会议固权威

　　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设立前敌司令部，毛泽东被任命为政治委员，开始参与军事作战指挥事宜，但并未明确为中共负责人，领袖权威尚未在中共高层树立起来，以下二例可为佐证——

　　1935年1月28日，毛泽东复出后指挥的首仗土城战役受挫，曾因“左”倾教条主义而在遵义会议上下台的前领导人博古就曾提出质疑。

　　——此为其一。

　　1935年3月10日，在遵义县第十二下区平安乡苟坝新房子，中革军委召开军事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攻打一个名叫“打鼓新场”地方的建议，张闻天、朱德、周恩来均同意攻打，唯有毛泽东一人认为国民党中央军、滇军、黔军正向打鼓新场方向扑来，坚决反对红军进行这样毫无胜算的军事冒险。经张闻天提议，最后通过投票表决，中革军委最终还是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

　　毛泽东眼见自己的正确主张不能得到与会者的支持，遂提出了辞职请求。

　　“不干就不干吧。”担任党内“总负责”的张闻天未作挽留。

　　“好，我不干！”毛泽东说罢便拂袖而去。

　　会议遂“顺水推舟”撤销了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职务，由彭德怀暂时代理前敌总指挥。此时，毛泽东复任军职尚不足一星期。

　　但凡历史伟人，势必百折不挠。当晚，毛泽东提着一盏马灯，步行两公里乡间小路来到“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的周恩来的住处，成功说服其收回成命。

　　次日，毛泽东、周恩来召开会议终于说服其他领导人，放弃攻打打鼓新场。

　　——此为其二。

　　如果说，博古因军事路线之争而对毛泽东抱有成见，尚情有可原。那么，在决定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表决中，众人一致反对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当毛泽东负气辞职之际，就连过去一直赞成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的同志们竟也无人出面挽留，并在稍后的表决中撤销其军中职务，这表明毛泽东当时尚未确立起在党内军中的领袖权威。

　　在1935年1月1日的猴场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的决定，实际上解除了李德等老“三人团”的军事指挥权，确保了军事决策的民主化。但与此同时，接替博古开始担任党内“总负责”后，张闻天几乎天天都要召集有20多人参加的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中央红军大小行动方针，期间众说纷纭却迟迟拿不出最终意见，始终无法在军事决策中实现科学高效相互兼顾的民主集中制。长征途中，敌人围追堵截，战机稍纵即逝，攸关生死存亡，红军领导人需迅速作出决策，才能最大程度保存自己，克敌制胜，而讨论不休的政治局会议实在难以胜任红军快速决策这一迫切需求。

　　事过两日，还是在苟坝，这一局面得以初步改观——

　　1935年3月12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议成立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军事指挥机构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三人组成，全权负责军事指挥。

　　在苟坝期间，毛泽东本着坚持真理的执着精神，不仅成功说服大家放弃攻打打鼓新场的错误决定，还成功晋升为新“三人团”成员，这表明他由遵义会议后周恩来“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的助手地位一举跃升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毛泽东个人权威得以进一步加强的同时，也进一步提升了整个中央红军高层的决策效率，为此后长征途中的军事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记者 杜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