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每当《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在电视里响起，91岁的杨菊莲老人总会停下手中的活，轻声跟着哼唱。作为一名参加过抗美援朝的文艺兵，那些在战壕里打快板、在炮火中跳舞的日子，从未从她的记忆里褪色。杨菊莲常说：“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曾经用歌声和舞蹈，陪伴战士们走过最艰难的日子。”

　　苦难童年：从长沙会战到参军报国

　　1934年，杨菊莲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家庭，父母靠出卖苦力维持生计，一家人日子过得紧巴巴。1939年9月，长沙会战的枪炮声从城郊传来，日军的飞机掠过天空，炸弹落在棚户区，瞬间燃起熊熊大火。

　　因父亲去参加革命，年幼的杨菊莲只能跟着母亲，在逃难的人群里奔波，弟妹饿得失声大哭，母亲没办法，只能拉着他们挨家挨户讨饭。“那时候觉得天都是灰的，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吃上一顿饱饭。” 回忆起童年，杨菊莲有些哽咽。

　　逃难的日子苦不堪言。母亲背着最小的妹妹，一手牵着杨菊莲，一手拉着弟弟，跟着人群往乡下跑。辗转多日后，他们投奔到乡下的伯伯家，一大家子十几口人挤在三间土坯房里。晚上睡觉时，地上铺层稻草就当床了。杨菊莲记得，冬天的风从门缝往里钻，冻得人直打哆嗦。

　　为了补贴家用，年幼的杨菊莲开始学纺线。粗糙的棉线把手磨出一道道血口子，但她从不敢喊疼。织一尺布能换小半碗米，全家人就靠这个熬稀粥勉强度日。后来，湖南闹饥荒，伯伯家实在养不起这么多人，母亲只好带杨菊莲出去讨饭，她们沿着乡间小路，挨家挨户地敲门。

　　大多数时候，迎接她们的只有一声声干脆利落的关门声，偶尔有好心人给个红薯或者半碗剩饭，杨菊莲总是将食物揣在怀里舍不得吃，跑回家先分给弟妹吃。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9年。15岁的杨菊莲在长沙街头看到解放军女兵们唱着《解放区的天》，个个精神抖擞，那些充满希望的歌声让她毅然决定报名参军。

　　硝烟舞台：在炮火中把歌唱给战士听

　　1950年12月，鸭绿江边的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杨菊莲裹紧单薄的棉衣，跟着文艺宣传队的战友们跨过结冰的江面。脚下的冰面咯吱作响，她攥着快板的手冻得发僵，心里却燃着一团火——要好好练习，把歌唱得响亮些，让前线的战友们听了更有劲儿打仗。

　　当时的杨菊莲是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个头还没枪杆高，却样样都肯学。打快板、说相声、唱歌、跳舞，她跟着老队员一招一式地练，白天在行军路上背台词，晚上就着马灯记乐谱。有次练快板磨破了手心，她往伤口上撒点草木灰，缠着布条继续练，“战士们在前线流血，我这点疼算啥。”杨菊莲说。

　　杨菊莲记忆中最危险的一次是1951年春天，当时在朝鲜中部的一个山村，他们要给即将奔赴前线的部队演出，5名队员刚摆好队形准备跳舞，突然有哨兵大喊：“飞机来了，快隐蔽。”杨菊莲抬头一看，三架美军飞机正低空俯冲。

　　“跑！”队长大喊一声，拽着杨菊莲就往旁边的土坡跑。炸弹在不远处炸开，泥土和石块像雨点一样砸下来，杨菊莲只觉得耳朵“嗡”的一声，就被掀起的泥土埋了半截身子。不久后，两名战士冲过来，一把将她从土里拽出来，又背起另外一名战友往防空洞跑。等她回过神，才发现三名战友没能跑出来，倒在了刚才的演出场地里。杨菊莲趴在防空洞的石壁上，听着外面的爆炸声，右耳却越来越沉，什么也听不见，造成了短暂性失聪。

　　后来，杨菊莲被组织选派到北京军政干部学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二十师当文化教员，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部队里，她遇到了志同道合的丈夫，随着国家建设需要，他们集体转业到地方工作。为响应国家号召，杨菊莲又随丈夫一起支援宁夏。从部队到地方，她始终保持军人作风，把青春和热血都奉献给了大西北的开发建设，直到光荣退休。

　　桑榆未晚：用热情温暖邻里

　　2018年，退休多年的杨菊莲发现社区里的退伍老兵们常坐在院子里发呆。“这样下去可不行。”她挨家挨户走访，动员8位老兵组建了自强社区老战士门球队，由杨菊莲担任队长。没有场地，她就去街道办“软磨硬泡”；缺少器材，她就带头捐款购置。门球队办起来后，杨菊莲又琢磨出新点子，在她的提议下，社区已连续举办了九届门球友谊赛。

　　“咱们当过兵的人，服务人民是一辈子的事。”除了组建门球队，杨菊莲还组建起了一支退役军人志愿服务队。这支平均年龄75岁的“银发队伍”，每周二雷打不动地在社区开展志愿服务。

　　在杨菊莲家客厅的柜子里，放着一个褪色的铁皮盒子，里面整齐地码着军功章、老照片，还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想战友的时候，她就会轻轻抚摸这些老物件。“比起那些牺牲的同志，我能活到现在，已经是天大的福气了。”杨菊莲说，只要还能动弹，就得多为大伙做点事。

　　如今，杨菊莲爬楼梯得扶着扶手慢慢挪，但每次门球队组织活动，她都不会缺席。傍晚时分，门球场的灯光亮了起来，晚风里传来老人们的欢声笑语。笑声里，有杨菊莲用岁月酿出的温暖，更有一位老党员、老战士，对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守望。（记者 单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