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2月12日，“通道会议”在湖南通道县城举行，该会议为中央红军日后确定正确的转移大方向奠定了初步基础。(南方日报记者 万稳龙 摄)

　　第五回：湘江血战受重挫 通道会议始转危

　　西征探路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启动战略转移，其时红军规划的战略转移落脚点并非万里之遥的陕北，而是正如当时的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博古所言：“当时军事计划是搬家，准备到湘西去。”意图与刚刚在此落脚的红六军团会师，并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

　　北有蒋军，南有粤军，东面大海，红军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突围已是无疑，但漫漫长征路，山水险恶，强敌追堵，选择一条具体西进路线以便完成快速战略转移却并不容易，因此有必要派遣一支队伍先行“探路”，而红六军团便承担起这一重任。

　　1934年8月7日，红九军团9700余人在团长王震、政委萧克的带领下，从江西新江口和横石出发西征，急行军三天三夜连续突破敌人三道封锁线，并于8月11日胜利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的寨前圩。

　　因红九军团进展迅速，蒋介石亲命湖南军阀何键率兵围堵，在湘江沿线布置重兵严阵以待。于是，王震亲率先遣队转兵人迹罕至的阳明山方向进发，在山上密林之中披荆斩棘硬生生“砍出”一条小路，随后萧克率领红九军团主力迅速穿越阳明山，跳出敌人包围圈。

　　10月24日，红六军团抵达贵州印江县木黄，与贺龙、关向应、夏曦等人领导的红三军胜利会师，随后两军向敌人军事力量薄弱的湘西地区进军，在此建立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红九军团西征历时近80天，行程5000多里，期间不断向中共中央汇报沿途风土人情、气候地貌、敌军配置等重要信息，为长征路线的科学选定提供了充足的舆情保障。与此同时，红六军团在西征过程中不断宣传共产党的政治经济主张，为中央红军不久后的到来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血战湘江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

　　这是毛泽东长征途中所作第一首诗作，诗后有备注——民谣：“上有骷髅山，下有八宝山，离天三尺三。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描述的是诗人长征途经湘桂山区，登上高山之巅时未依惯例“下鞍”，展现出诗人藐视困难的革命大无畏精神。

　　在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中的“五岭”为大庾岭、骑田岭、都庞岭、萌渚岭、越城岭，其中后四岭均分布于湖南境内，直言“五岭”山势蜿蜒不绝，但红军却将之看作水中小浪等闲视之，将士们以苦为乐的革命豪情跃然纸上。

　　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军至汝城境内东岭，正式进入湖南境内，面对险峻的巍巍大山，红军并没有被吓倒，“一路豪歌向天涯”，之前红军连过敌人三道封锁线，并未遭受重大损失，直到11月下旬行抵湘江河畔。

　　湘江，湖南境内最大的一条河流，从南向北注入洞庭湖，是湖南人民的母亲河。对于这条河流，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中央湖南籍领导人倍感亲切，毛泽东曾于1919年在长沙创立《湘江评论》，宣传马克思主义革命真理。

　　但此时的湘江形势却让毛泽东、彭德怀等中共中央高级领导人眉头紧锁——蒋介石的中央军及湘桂粤军阀共计30余万部队提前沿湘江布置完成第四道封锁线，中央红军主力部队被牢牢阻隔于湘江东岸，渡江殊非易事，后面追兵将至。

　　其实，红军之前并非没有机会——

　　湘江战役前夕，中央军一路尾随红军却并不主动寻战，意图将红军逼至广西境内与桂军拼消耗，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有“小诸葛”之称的桂军统帅白崇禧了然于胸，遂仿效“南天王”陈济棠的“送客”做法，制定下“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方针。从全州到界首全长130里的湘江两岸，桂军并未认真设防，以阻止红军南下广西而让其西入贵州。

　　11月27日，红军林彪部未费一枪一弹即占领界首，当晚便控制界首至屏山渡之间六十里长的湘江两岸沿线，而在此区域内有四处浅滩可徒步涉过。此时，中央纵队若采取轻装前进的急行军方式一天即可赶至渡口，但在其后4天内却只走了72公里，日行军只有18公里，错失渡江良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

　　原来，正如文中开头博古所言，红军长征是“搬家”，不仅携带必备武器粮草，还要搬运印钞机、石印机等苏区工厂机器，加之采取两个军团在左翼、两个军团在右翼、一个军团殿后、中央机关居中的“抬轿子”式行军方式，整个红军在湖南境内行军极为迟缓。

　　11月28日，蒋介石得知桂军“放水”红军后大怒，发电痛斥白崇禧：“共匪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设竟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后患，千秋万世，公论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相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随后，蒋介石急令桂军、湘军重新夺回渡江点，与中央军一道进攻湘江两岸渡江红军，惨烈的湘江战役于11月27日拉开序幕——

　　激战期间，红军将士为让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不惜以生命换时间，在湘江渡口附近与敌人展开激战。一直担任红军总后卫的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在永安关、水车一带与十数倍于己的追敌殊死激战4天5夜，全师6000多人锐减至不足1000人。

　　12月1日，中央纵队终于全部渡过湘江。

　　完成掩护任务后，红三十四师却陷入敌人重重包围。12月1日，师政委程翠林牺牲。12月10日，抢渡沱水时与江华保安大队展开激战，师长陈树湘腹部中弹受伤，后被俘牺牲。红三十四师这支英勇的人民军队终因弹尽粮绝大部被捕牺牲，就此结束了它的光辉战斗历程。

　　主力红军渡江后，担任殿后任务的红十八团与红三十四师一道被围，未能渡过湘江，亦大部壮烈牺牲。

　　中央红军虽然最终突破敌人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渡过湘江，但全军将士从出发之时的8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损失过半，鲜血一时染红了湘江水，当地群众有着“三年不食湘江鱼,十年不饮湘江水”的说法，可见其时战役之惨烈。

　　湘江战役后，蒋介石判定红军会北上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并在红军前往湘西的必经之路上布置了一个口袋阵，意图在此以逸待劳“全歼”红军——

　　此时，中央红军到达了长征以来军事危机的顶点。

　　通道转兵

　　1934年12月12日，湖南通道县城，面对严峻的军事形势，中革军委临时决定在这里召开紧急会议，博古、周恩来、朱德、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和李德与会，讨论攸关红军生死存亡的战略转移前进方向问题。

　　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被“左”倾路线排挤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领导层，直到红军长征行至湖南在这段长达4年多的时间里，始终无缘置喙最高政治军事决策。建国后提及该事时，毛泽东曾说那段时间“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得以参与中革军委会议，标志着毛泽东开始重新进入红军核心决策圈。

　　会上，李德、博古坚持认为：“我们依靠二军团的根据地，再加上贺龙和肖克的部队，就可以在广阔的区域向敌人进攻，并在湘黔川三省交界的三角地带创建一大片苏区。”继续坚持北进湘西意图。

　　“我们何不来个避实就虚，甩掉眼前的强敌，到贵州去。为什么一定要去钻口袋呢？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期间，毛泽东极力说服李德、博古二人，建议红军应避其锋芒，放弃与二、六军团会师的原定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发。

　　尽管张闻天、王稼祥、周恩来等与会者赞同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但李德、博古仍坚持与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由于中央领导层意见不一，因此未能最终确定战略转移大方向。

　　会后，中革军委虽然仍按李德、博古的意见行事，命令红军寻机北上，与二、六军团会合，却电令一军团之第二师及九军团暂时转兵西进，“相机进占黎平”。

　　通道会议虽然没有最后确定红军战略转移大方向，却为能够最终决定这一战略方向问题的黎平会议的召开打下了坚实基础。

　　以这次会议为标志，红军开始逐渐摆脱军事失败的阴影，一步步走向一个又一个的军事胜利。（记者 杜晓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