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由于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东北三省迅速沦亡。在关系到民族存亡的严重形势下，中共中央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提出了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北平学生发动了“一二·九”爱国运动。

　　“一二·九”运动的爆发，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各地群众性的爱国救亡组织纷纷成立。1936年5月，“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全国20多个大城市，50多个团体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宣言，呼吁停止一切内战，释放政治犯，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了马相伯、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史良、王造时、李公朴、沙千里、陶行知等40余人为执行委员。

　　同年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陶行知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表示赞同中共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剿共”，一致对外。

　　国民党反动派对救国会的活动十分恼火，在1936年11月23日晨，非法逮捕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史良、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等七人。因为这七人都是“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领导人，并且是社会上的知名人士，都是因为爱国而被捕入狱的，所以人们把这个事件称为“七君子”事件。

　　救国会领袖被捕，震动了国内外，全国各界人士纷纷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抗议，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摧残爱国运动，违法逮捕沈钧儒等七人。各地进步团体和爱国人士也来信来电向沈钧儒等7人表示同情、支持和慰问，要求国民党政府恢复“七君子”的自由。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国内出现了和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逐步形成。救国会所努力争取的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局面开始出现，人们都以为沈钧儒等“七君子”必然能无罪释放。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把一切爱国运动视为“危害民国”，继续对“七君子”进行迫害。

　　1937年4月3日，国民党反动政府不顾全国人民要求释放“七君子”的呼吁，竟然宣布对他们7人正式提起公诉，并通缉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随后国民党反动派于6月11日和25日在苏州两次开庭对“七君子”进行审讯。

　　“七君子”在狱中，为了坚持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他们发表《答辩状》，逐条驳斥《起诉书》中的诬陷，要求依法判决无罪，“以雪冤狱，而申正义。”“七君子”在苏州法庭上大义凛然，坚贞不屈，据理驳斥司法当局的诬控，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十分狼狈。审判以审判者的失败，被审者的胜利而告终。

　　在法院对“七君子”案提起公诉和审判期间，中国共产党和各界人士纷纷发表宣言、函电和评论，举行群众集会，开展了更加广泛的营救运动。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还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宋庆龄亲自到关押“七君子”的苏州监狱，要求和他们一块坐牢，以示抗议。由于“七君子”坚持斗争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于7月31日将“七君子”交保释放出狱。“七君子”事件到此宣告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