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军分区组织官兵在遵义会议纪念馆重温入党誓词。江滔/摄 

　　站在贵州遵义市政府后山上远眺，位于琵琶桥畔的遵义会议旧址恰似琵琶的弦枕，而与旧址同在子尹路上的柿花园巷、何家巷、祝厘寺巷等小巷横出小街，恰似琵琶的弦。81年前，琵琶桥畔的这支琵琶弹奏出了中国革命的经典乐章。

　　1935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成为我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站在毛主席手写的“遵义会议会址”门匾下，仰望着这幢中西合璧的小洋楼，人们不禁要问：这里为什么能成为转折之地？是历史的偶然还是必然？这个伟大转折的源头在哪里？

　　“遵义会议，能成为一个伟大的转折，是偶然，也是必然。”国内研究遵义会议的权威专家、遵义会议纪念馆原副馆长费侃如说，这是中国共产党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解决自身问题的一个典范。

　　在遵义会议纪念馆展厅内，玻璃柜里存放着一份略有些泛黄、字迹模糊的文件，记者脸贴着玻璃，勉强辨认出题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中共中央印）》，旁边黑体字写着说明“《遵义会议决议》封皮”。

　　费侃如说，这份当年蜡版刻印的决议，有一万四千余字，每阅读一次，都能从字里行间感受到当年中国共产党直面问题、纠正错误的决心和勇气。

　　对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当时中央负责人博古虽然强调客观原因，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轻描淡写，但还是承认有个别政策的错误，而周恩来代表军委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军事工作报告，则实事求是地谈到在此次反“围剿”中红军在战略战术诸方面存在的问题，并主动承担了个人在指挥战争中应负的责任。在报告完毕后的发言中，周恩来要求免去导致反“围剿”失败的指挥员，以获得胜利的指挥员取而代之。

　　众所周知，这次会议对错误进行了纠正，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党史专家说，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有这种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根源在于老一辈革命家具有那种坚定信念、忠诚革命的胸襟和气魄。

　　历史从不会一帆风顺。在遵义会议之后的苟坝会议上，当时参加会议的高级将领一致同意攻打打鼓新场，唯独毛泽东反对。他反复强调不能打固守之敌，要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并以不担任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努力抗争。最后会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组织原则通过了攻打的决定，毛泽东刚任职7天的政委职务也被表决掉了。照理，毛泽东只需服从决议即可。

　　但是，毛泽东心中难安，他深知这一仗非常难打，若打，胜算极少。而它直接关系到红军的命运、革命的前途……于是他在深夜提着马灯，摸黑走过崎岖山路，去找周恩来。毛泽东陈明利害，先后说服了周恩来和朱德二人。第二天，由周恩来提出重新讨论是否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经过激烈讨论，改变了原来的决定，放弃了攻打意见。

　　“从遵义会议之前的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到遵义会议之后的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都是遵义会议这个伟大转折的有机组成部分。在研究这段历史时，我一贯反对有人提出的所谓权力斗争。我们老一辈革命家在出现认识分歧时，能顾全大局，以革命利益、党的利益为重，毫无个人恩怨。”年届八十的费侃如语气铿锵。

　　当前，中国共产党正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事业，前进道路上未知的挑战还有很多，还会遇到沟沟坎坎，今天的共产党人该怎么办？习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说：“全党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回望遵义，我们前进的步子更加坚定、更加自信。(作者 费士廷 刘伟)